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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储备猪肉投放引发大食物安全战略的思考

更新时间:2019-09-24 21:16点击:

  养猪业的稳定是三农发展与国计民生中的重要议题。当前我国的猪肉价格居高不下,猪肉生产正处于严重波动与难以“稳产供保”的形势下。商务部,发改委、财政部等部门在当前情势下,为平抑生猪及猪肉价格波动,向市场投放了1万吨中央储备猪肉。该举措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基调的同时,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短期的投放调控固然必要,但是我们也需要从这次波动中总结经验,重新认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,并从传统的粮食安全概念扩展为大食物安全。

  此次猪肉价格波动的内外部原因较为复杂:一则,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与猪周期因素叠加,生猪产业的劣势昭然若揭,生猪产能与能繁母猪存栏明显下降,稳定猪肉产量并保证供给如负重轭;二则,中美贸易纷争的形势下,关税壁垒进一步提高,进口终端的猪肉价格进一步提高;三则,小散户作为养猪的个体,首先无法抵御猪瘟的风险,其次无法承担环保、耕地、畜牧等多重压力,进一步扩大了猪肉供给端的缺口。

  从供求关系方面来看,影响猪肉价格的涨跌更替,供求不平衡时,若市场上供大于求,猪肉过剩,市场终端的价格下跌,这种影响传递至生猪养殖户环节,促使养殖户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;反之,供不应求时,价格上涨,促使养殖户扩大生猪养殖规模。猪肉价格的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,生猪养殖户在盈利时增加投入扩大产出规模,亏损期缩减生产规模减少产能。这一传导机制可以梳理为供给减少--价格增长--补充存栏量--增加出栏量--价格下跌--缩减存量、减少供给。

  此外,各大市场主体的时滞性也会影响价格的变动。这里的时滞性包括生猪的补栏到出栏的整个过程,完整的猪周期时间上至少为3年,在完整的猪周期形成期间现期价格的变动同样影响供给。从供给端的角度来看,未来我国生猪养殖的规模化程度将不断扩大,规模化的养殖户将具有愈加理性的行为决策,抗风险机制愈加健全,退出的沉没成本更高,这些因素都将会促进供给端的平稳运行,与散养户的随意进出状态有着霄壤之别。

  从中央储备肉制度本身来看,在生猪及猪肉价格急剧上涨的当下,是一项针对任务繁重的应急保供工作;国家和省级政府对活猪储备的生产基地要求非常严格,也制定了相应的标准,对生猪活体存贮的基地,规模、技术、管理水平都进行了高标准严要求,此外还严格要求能繁母猪要自繁自养,从源头上保障了猪肉供给的安全和有效;对代储企业和屠宰加工企业也规定了星级资格,冷库冷冻条件,入库前 30 天内生产,入库时也要进行公证检验,随时抽查等。因而,中央储备肉制度本身对提好百姓的菜篮子可谓是“泰山可倚”。

  然而,中央储备肉制度也存在规模有限的问题,中央投入的储备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给端的压力,需求端的缺口,但对于“猪太热”的长期性可谓“猪小杯大”。因此,发挥好市场,政府、企业、养殖户多方主体的能动作用至关重要,各大主体同力协契,尽快将生猪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,切实做好生猪稳产保供工作,把百姓的钱袋子守住,守好。

  在未来的工作中,统筹大局观与市场的决定作用。树立大局观。遵循市场规律与发展阶段,促进养猪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;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,尽快恢复养猪产业的生产发展,促进养猪产业转型升级。要严格落实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,因地制宜加大扶持力度,落实好生猪生产专项补贴,促进养猪业生产发展;地方信贷担保企业积极防控风险,对感染猪瘟的养殖户提供完善、便利的信贷服务,稳定生猪生产,促进生产尽快恢复;规划好养殖区域,设定禁养区,完善疫病防御体系,提高防疫能力,加大对非洲猪瘟的预防力度,强化扑杀补助政策与资金的落实;监测生产销售流程,促进市场信息的对称性,稳定生产预期。建立健全现代化的养殖体系,流通体系。龙头企业和和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利益共同体,发挥引领作用,技术合作、统一产销、创建品牌。(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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